我五岁时，父亲退出了村干部的队伍，母亲问他退下来的原因，他闭口不谈，相当烦躁。
尽管他不再是村干部了，但他依然“忙碌”着，母亲也不知道他都忙些什么，总之几乎不在家，除非家家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时他才回家，总是姗姗来迟。我从几个村民带着嘲弄语气的闲聊中获悉，父亲仍然在忙着为这家打狗，替那家撵鸡，忙得一点也顾不上家。
“怎么还没烧火做饭！”肚子饿的“咕咕”叫的父亲，回家后的第一句话通常是在埋怨母亲。
“你天天不着家！家里活一点儿也不干，你怎么不做饭。”母亲抢白道。
“我做饭！我做饭要你干什么！”父亲吼着。
“是不是又在外面替人干活，别人却没管饭，你生闷气瞅着啥都不顺眼，在别人面前使不出来，只好回家拿我撒气啊！”母亲叫道。
“你妈逼！你畜类！你外庄货！”父亲连声骂道，把骂人的狠话全撂出来了，接着“啪”一声将一只茶杯摔碎在地面上，像天女散花一样，瓷片溅得到处都是，我和姐姐躲在一旁猛然哆嗦了几下。
“让我说着了，所以挂不住了吧！”母亲不依不饶道。恼羞成怒的父亲冲上前去就要扭打。
“你娘的养汉逼！”父亲骂道。将对方的母亲都抬了出来，这是最恶毒的骂语，父亲想必是怒极了。两人出手挠了起来，很快母亲被摁到大炕上动弹不得。
我在一旁眼巴巴瞧着这一幕幕闹剧，心情简直遭透了。“你们怎么不去死呢？”我想道。最后两人闹累了，呼呼喘着气，慢慢平静了下来，父亲坐在小凳上狠狠地吸烟，母亲则整理整理衣服走向灶台。
毫无疑问，这顿饭又晚了。
而我们的早饭吃到八九点、午饭吃到下午一点多、晚饭通常九点多才吃完已是常态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还没做晚饭，四邻八舍喜欢热闹的人已经拿着手上的营生聚到我家了，母亲照旧礼貌地泡上茶，并亲热地陪着来人喝茶聊天，边聊边烧火做饭，当我们的饭做得之后，来人已经将手中的半个鞋底纳完了。
我们全家通常是在众位来人的“监视”下吃完那顿饭。
饭吃完后，母亲照旧将饭碗“哗啦啦”扔到锅里，舀一瓢凉水泡上，转身投入到喝茶和聊天的热闹里，此时，人家已经纳完整只鞋底了。我和姐姐躲在阴影里，看着她们聚在灯下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，最后精疲力尽坠入梦里。
“唉，天不早了，得回家睡觉了。”人家看看时间，晚上九点多了，起身离去。母亲也上炕，为已经睡着的我们掖掖被角，然后睡下。
第二天早上，村民们已经吃完饭下田了；更有勤者，凌晨四点下地，已经锄完半亩地回家了，母亲才懒洋洋地起床，开始刷锅洗碗准备做饭。
我时常想：在这个家庭里，至今还能吃上饭，也无人饿死，还能健康的存活真是奇迹。
“这他妈都几点了还没做饭，旁人还有事儿啊！”父亲起床后抱怨道。
“那你咋不早起来烧火！”母亲抢白道。
“你能不能不要等到做饭之前，才想到要刷锅洗碗的！”父亲讥讽并嘲弄道。
“那你能不能有一天好好呆在家里，替家里干点儿活，再为自个儿打算打算，而不是整天为别人家敲鸡打狗的！”母亲也嘲弄并反讽着。
“妈逼！简直跟我说不到一块儿去！”父亲骂道。
“哼！好像我能跟你说到一块儿似的。”母亲回敬道。
“还想不想过了，不想过趁早散伙！……”
这天，我们的早饭吃到了上午十点。
终于有一天，村里有人来我家，跟父母商量我的上学问题，要进入村里建立的“育红班”。
育红班，设立在村子中部的大队部，四周没有院墙。当我背着一个布袋改成的书包站在教室门前时很是紧张。抬头看大队办公室门口竖立着的那根高大的旗杆，近乎眩晕般地望着它顶端一面红旗在烈烈飘扬。
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育红班的一员了，开始读书认字了。”站在那面烈烈飞扬的红旗下，我豪迈地想道。
我们的老师是一位文质彬彬的长者，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是我本家较远的一个大爷，是张祖禹的亲弟弟，他叫张祖舜，暂时代他女儿教课。他和蔼可亲，对我们的调皮视而不见，从不大声说话，也不责打我们。他一人包揽了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程，试卷由他自己编写。
我的数学很不好，他常常掰着指头教我半天。实际上，他教得很少，并不以学业为重，只为我们进小学前打个基础，约束一下性情。但他教得认真。可惜我每次都考不好。
时光荏苒，半年过去了，门口旗杆上的红旗依然在飘扬，我的成绩却未见增长。在最后一次考试前，祖舜大爷用尽全力教我们每个孩子，反复让我们写有限的几个字和练习几个数字的计算。尤其对于我格外上心，依旧掰着指头耐心地教导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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