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一闲下来，就叼着烟卷喷云吐雾。
“娘，你为什么抽烟呢？”我问。
“我是被逼的，后来习惯了。”母亲回答。她叹口气，顺手摸过烟卷点上，讲了她抽烟的历史。
母亲17岁时，舅舅5岁，姥娘已经去世，姥爷70岁，老的老小的小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。没办法，母亲跟着买卖人跑到外地贩烟叶，在外地购进烟叶，捣腾到本地出售，赚几个小钱活命。
母亲的身体矮小瘦弱，需要背一个逾百斤的鱼鳞袋子在车站等车，1965年之前，车相当不好搭，有时她们要在风雨不蔽的车站等一两天，轮流看护装烟叶的袋子防止被人偷走，困了累了就以吸烟来提神。
从那之后，母亲学会了抽烟。六、七十年代，抽烟的妇女大有人在，不像现在，将叼着烟卷的女子视为异类。母亲无意戒烟，保持到现在。
每天晚上，像到点上班一样，一群妇女叽叽喳喳来我家报到。母亲立刻起身，把饭碗一扔泡在锅里，转身沏茶、点烟。不一会儿，茶水的热汽，烟卷的青色烟雾，妇女们前仰后合发出的欢声笑语，将每一个美好宁静的夜晚搅得稀烂。我默默躲在烛光照不到的角落里，沐在阴影里，呼吸着她们廉价的二手烟，要么发呆，要么把手伸进短裤抚弄着自己。
偶尔，母亲大声宣讲我曾经做下的糗事。我不明白，她们讲我糗事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单纯抱着宽容或玩笑的态度，而是赤裸裸的讽刺鄙夷。
“这孩子，都八岁了，还和傻子一样，啥也不懂。”母亲指着我大笑道，众人的目光针一样齐齐向我刺来，有时我正沉浸在那种美好体验里，只好慌忙将手抽出来，傻傻地坐在那不明所以。
她们笑得更欢了。
那时我还太小，还不具备孤独和愤怒的能力，她们笑我时，我只是觉得不舒服，一种缓慢、渐渐逼近的压力使我的脸红烫起来。我能感觉到那压力把我挤压变形，慢慢缩小。
有时，我希望这压力把我挤到墙角里去，那里有一扇门，我挤进去后，门一合上，我躲在门后谁也看不到我，我就安全了。这道门，能挡住她们的烟雾、欢笑和对我的嘲讽。
母亲在13岁时就会织布了。
有段时间姥爷靠织布为生，纯手工织布。将晒好的棉花拉到加工站，去籽之后加工成绒子，绒子搓成长条圪子，用纺车将圪子纺成线，再将线络到拐子上，然后将若干个拐子排成一排，将每个拐子上的线头收拢抽出，形成一股粗大的线团，再用清面汤浆洗，然后刷线，最后上织布机纺织，一共六大工序极其复杂。
母亲对织布很感兴趣，又为生活所迫，干活特别卖力，很快将所有的活都掌握了，并做得干净利落，成品布也织的漂亮，完全像个老手。
鉴于此，姥爷很高兴，对我母亲说：“既然你心灵手巧，以后就叫‘巧儿’吧。”
从此，母亲就叫李巧儿，大家甚至忘了她的大名——李芹。
嫁到我家之后，从23岁到33岁，母亲并未生育，据说是因为1959到1961三年大饥荒造成的后果，十几岁的母亲正处在身体发育的黄金时期，由于营养严重缺乏使她一度丧失了生育能力。
所以在母亲身边没有儿女绕膝的十年期间，大家都认为我母亲一定会感到孤单，于是同龄妇女们不约而同领着大的、抱着小的到我家凑热闹，以此缓解她对孩子的渴望，稀释她渴求孩子的焦虑，久而久之我家成了“大礼堂”，左邻右舍甚至村东头不抱孩子的妇女也来我家玩，甚至当我和我姐姐出生之后，她们仍来玩，习惯延续成了传统。
我得再次提醒大家，我家在村西头，再向西过去一排房子后，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。家里就几亩地，也没其他营生，母亲就在家里织布，帮一大家子做鞋。
母亲做的鞋尤其好，在村西头那堆妇女里，数一数二的活儿。据说，我母亲进门之前，我奶奶、我二娘都埋怨六叔的脚长得不好，辛辛苦苦给他做的新鞋，每次都是左脚正常，右脚歪歪，六叔认命了。
我母亲进门之后，活计精细、人缘又好，给六叔做鞋的任务自然落在她身上。奇迹发生了，六叔自从穿上母亲做的鞋，右脚再也不歪歪了，大家彼此心照不宣，既怨不得，也夸不得，这事慢慢就过去了。
母亲织布做鞋之余，养了一群兔，一只大母猪。全家都太“忙”了，始终没人帮兔子建座兔房，兔子满院子乱窜，挖得院子里东一个坑西一个坑，最后觉得还是屋子里最舒服，于是在水缸底下挖了条四通八达的地道，安心地住在里面繁衍生殖。
每隔一两个月，总会有一窝毛茸茸的小兔子从缸底冒出来，圆圆的，像一个个绒球，在屋子里到处滚动。小兔子不怕人，在脚底下滚来滚去，有只小兔子不小心滚到母亲脚下，母亲躲闪不及踩中了它，小兔子立即一命呜呼了。
“天呐！简直是一帮傻蛋，整天在脚底下过来过去的。”母亲既心疼，又在生小兔子的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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